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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居庙堂忧其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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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居庙堂忧其民(一)
――谭震林同志1957年在攸县蹲点的几个故事
谭震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,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。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中,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,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了不倦的斗争,建立了卓越的功勋。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,坚持真理、嫉恶如仇、刚直不阿、无私无畏、襟怀坦白,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他以平等的态度待人,密切联系群众,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风范,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。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正确认识当时农村情况和农民问题,1957421日,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亲率工作组,到攸县上云桥乡蹲点。历时43天,他和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,他不坐小车,总是到处跑来跑去,与大家一起研究问题,一起解决问题,遇到一些疑难问题,总是亲自出面解决。他居庙堂之高,心忧其民,给攸县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这里记录谭老的几件事,从中不难看出谭老的精神面貌。
 
不能搞特权
 
攸县县委的领导热情地欢迎谭老的到来。谭老在1930年秋与罗炳辉等红十二军领导人率部攻占攸县城,此后一直没回过家乡。当他到县以后,县委决定将他和随行人员安排在新盖的县委招待所里,另开了“小灶”,指派专人做服务工作。谭老知道后,坚决拒绝了。他认为自己回家乡蹲点不是“衣锦还乡”,决不能搞这样的“特殊接待”!在住进招待所的当晚,他就找了县委几位负责人,诚恳地说:“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,不是钦差大臣,怎么能作这样的安排?这样搞,势必会脱离群众!”翌日早饭后,他就带了工作组全班人马,一道搬进县委大院,住进普通宿舍,在机关大食堂吃饭。事后,在攸县县委会议上,还专门讲了干部不能脱离群众的问题。他说:“领导干部,特别是搞合作社的这些领导干部,要懂得我们是为群众谋福利的。我们不是老板,而是当经理。你一个合作社的社长,不是这个合作社的老板,社员不是你的雇农!合作社的老板是谁呢!是社员,你呢?只是为社员谋福利的经理。”从县到乡、社,谭老处处以身作则,与当地的干部、群众打成一片,为各级干部做出了榜样。
 
巧断“牛肉案”
 
谭震林同志选择的第一批五个试点社,是上云桥乡靠近县城的七一社、高二社、株山社、联星社和云西社。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,谭老发现,高级农业社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中心,是社干部作风不民主。干部不民主,遇事独断专行,因此许多好事也就办成了坏事,各种矛盾也就会加深和尖锐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他首先领导县委进行了县一级的整风,着重克服县干部的特权思想,狭隘的阶级观点和官僚主义作风,帮助他们端正认识,做到真正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。统一了县、区、乡干部和工作组的认识后,工作组下到试点社、队帮助整顿社队干部作风。
整社时,社员群众对5个社的204名干部中的89人就财务管理提了413条意见,问题牵涉到社长、管委会成员、生产队长和保管员等人。为了弄清这些问题,谭老发动工作组成员和社员群众一道参加调查研究,逐一加以查实。高二社1956年死了54头耕牛,当时将牛肉的一半加工成熟牛肉与另一半生牛肉出售。在清帐时,发现熟牛肉的重量只有生牛肉的一半,因此,群众怀疑干部贪污了牛肉钱,成了当时轰动全社的一桩大贪污案。谭老知道后,亲自去作实地调查。他去的那天,正好社里又死了一头牛,他叫工作人员称了两斤生牛肉当着群众的面煮熟后过秤,结果熟牛肉的重量正好是生牛肉的一半,群众疑虑顿息,干部也放下了思想包袱。
“一个200户的社死了50多头牛。”这在谭老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。一个社百把头牛,死掉一半,这是什么原因?经过调查,谭老发现,原来是耕牛折价偏低,饲养户嫌工分少不负责任等原因造成的。后来谭老把耕牛问题列入整社中加强经营管理的重点,制定了措施,有效地防止耕牛的死亡。
 
我的话不能叫指示
 
湘潭地委副书记高臣唐也参加了工作组。他第一次见谭老时,心里有点紧张,可是谭老一见他进门,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,马上从座椅上站了起来,拉着高臣唐在他身边坐下,亲切地说:“你来了,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作调查。”接着,他问高臣唐身体好不好,多大年纪了,老家在哪里,爱人是哪里人等等。一听说高臣唐是山西人,谭老特别关切地说:“山西人爱吃醋,来湖南吃辣椒习惯吗?”高臣堂告诉谭老,爱人是浏阳人,谭老爽朗地大笑起来:“哈哈!你是湖南的女婿,算是半个湖南人了!”谭老谈笑风生的家常话使高臣堂的紧张情绪骤然松弛了许多。
谈起了工作,谭老说:“我们这次来攸县,主要是作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,探讨如何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。你在下面工作时间长,了解的情况多,我们中央来的同志要向你学习。毛主席曾经说过,要向下级和群众请教。”高臣唐说:“请谭老今后在工作中多作指示。”谭老说:“只有毛主席、党中央才能发指示。我个人讲的话,不能叫指示,我们在工作中一起商量研究是可以的。”
因为谭老是那样亲切、随和,所以工作组的同志在谭老面前一点也不感到拘谨,工作的劲头也更足了。
开展黑板报大讨论
19574月,攸县正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,发生了一场黑板报大讨论的事。起因是城关镇组织修建街道,改石板路面为三合土路面。修街委员会出了通告,在修路期间,车辆不要通行。428日县百货公司要从仓库运货到各商店,经理率干部拉板车运货,行到十字街,修街的干部拦阻不让通行,经理强行通过,结果压坏了未干的路面。双方争执起来,围观的群众批评经理,经理不认错还骂了群众。负责修街的干部就用一块黑板以“有这样一位经理同志”为题,将事实写在黑板上,挂在十字街头,请群众评理。百货公司干部不服气,也写了一块黑板报,大意是,百货公司运货到商店,是公事,不是私事,运货之前,已与镇委会秘书商量过,不是强行通过。修街干部拦阻时态度生硬,双方你推我撞,把车上的货丢到地下,也是损害公共财物的行为。两块黑板报出来后,群众议论纷纷,有的说,用黑板报公开批评经理,是小题大做;有的说,经理推车压坏路面,还压制群众意见,批得有理。
谭老闻讯后,亲自上街看了黑板报,同县委商量,他说:“既然批评与反批评的材料都已公布于众,草率收场是不能了事的。可以组织讨论,让群众评理,解决这个矛盾。当然,发动群众讨论,就要有组织地正确引导,防止走向斜路。”县委根据这个指示,成立班子组织这场讨论。谭老又召集他们开会,说:“这场讨论很重要,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次探讨。我们在上云桥搞民主办社是为了解决干部与社员群众的矛盾,这场黑板报讨论是解决机关干部与群众的矛盾。讨论中不要就事论事,而要就事论理,以理服人。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,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,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。来稿必须审查,坚持摆事实讲道理,不许攻击诽谤,更要防止敌人乘机捣乱。”
5月3日,把两块黑板报移到体育场门口,谭老亲自写了《编者的话》,将这场讨论的意义目的都写上了,号召广大干部群众踊跃投稿,参加讨论。县城各大街小巷全部都设有投稿箱,每天可收到几十份稿件。黑板报增加到11块,凡重要的稿件,谭老都要亲自审查。连续讨论了十天,意见基本一致。经理在黑板报上作了诚恳检讨,承认自己带干部拉车压坏了路面,是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,无理谩骂劝阻的群众,是国民党作风,并感谢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帮助教育。城关镇秘书也检查了自己答复运货通车时的态度不明朗。修街的干部也承认当时阻拦通车时态度生硬。
有个工人见到他们的自我批评后,写了篇稿件,说:“经理亲自率领干部拉车运货,为国家节约开支,亲自参加劳动的作风是好的,应当表扬,但不听劝阻强行通车压坏了路面,损害了人民的劳动果实,是错误的,更严重的是,破口谩骂劝阻的群众,这种恶劣作风应当受到批评。这场纠纷,虽有其他客观原因,而主要责任,应归于经理。”谭老在审查这篇稿件时,表态说:“很好,这是一个公正的结论。”
 
走村串户搞调查
 
在上云桥,谭老经常走村串户,挨家访问,和农民促膝谈心,倾听农民的呼声和要求。有一次,他到一户贫农家里,主人听说是中央来的领导,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谭老很快明白了对方的心思,马上上前一步,拉着他的手一块坐在堂屋的一条板凳上,问他尊姓,几口人吃饭,养了几只鸡鸭,喂了几头猪,上年分了多少粮,等等。主人回答后,起身泡茶,谭老阻止说:“不要客气,自家人嘛!”谭老的谦和,使主人很快平静下来,并象见了老熟人一样,无拘无束地谈开了,谭老提出一系列问题,他都一一照实说了。谭老问他农业社怎么样,他回答道,农业社好是好,就是去年天大旱,减了产,社员分的粮食少,不够吃,国家补销的粮食分配不公平,全是干部定的,没有经过社员讨论。谭老对他的谈话很满意,勉励他说,照你看,农业社是好的,希望你今后和大家继续努力,办好农业社,这样,农民的生活就会逐渐好起来的。至于你谈的一些问题,是可以解决的。
在那一段时间里,谭老除了下乡访问群众,还分别召开了各种座谈会。如贫下中农会、 上中农会、小学教员会、手工业者会、复员军人会、一般干部会等。此外,还接待了不少登门来访的群众。不论是开座谈会还是个别接待来访群众,他都亲自让座递烟,叫服务员倒茶。他总是那样和颜悦色,谈笑风生,从问姓名到拉家常,到谈问题揭矛盾,他都细心地听,认真地作笔记,有时还提出一些问题,启发大家讲话,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,无不被他那平易近人,毫无官气的作风所感动。
会见老熟人
 
谭震林同志离别家乡30年,这次回到攸县,他的一些亲戚和朋友都来看他。他在百忙之中广泛地接触各阶层人民,还会见了96岁的老摊贩肖炳南、76岁的老裁缝和小时侯的同学同事。他和这些人亲密交谈,深入了解农村的面貌和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情况。有一次,一个从前做过道士、现在成了农业社社员的熟人,要见谭老。当时谭老正在开会,谭老吩咐留他吃中饭,中午交谈。有人劝他改日会见,谭老说:“人家几十里跑来,怎好不见,况且耽误人家一个劳动日。”于是他牺牲午休,与老朋友交谈起来,谈的很随便,对方一点也不拘束。谭老问:“你做了20多年道士,究竟看见过鬼没有?”“没有见过。”“相不相信鬼?”“唉!那时都是有钱人作道场,我们赚饭吃。”“现在你还干这行不?”“不做了,早就入社当社员了,去年还做了100多个劳动日,如今的青年人谁也不愿意学做道士了。”说得大家都大笑了起来。
 
心系老百姓
 
有一天晚饭后,谭老到街上散步。走到粮店门前,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买米。粮店卖米是从墙上开一个很小的洞口,通过洞口从里面往外倒粮,买卖双方看不见面孔,里面一声喊,外面张口袋。这对年轻人来说,不是什么难事,但对手脚不灵的老年人来说,很难配合好,容易把米撒在地上。这位老年人就没有把米接好,在地上撒了很多米。他只好把带土的米扫起来。谭老亲眼目睹了这个情况,非常生气,立即找来粮食局长,要他立即拆除这堵脱离群众的墙,实行开柜卖粮。他说:“你们太不信任群众了,难道他们大白天能抢粮食吗?”
 
严格要求亲属
 
谭震林同志的老家在攸县城里,有兄弟多人在大革命之后就失散了,解放后才算找到。他的七弟谭德生就流落到距皇图岭15里的乡下落户。谭老到攸县后,德生全家进城看望哥嫂。因为谭老工作忙,德生他们只住了一天就回去了。不久,谭老派工作组成员刘西瑞到谭家村去搞调查研究,就住在德生家。土改时,德生分了地主的房子,居住条件不错,生活却很清苦。刘西瑞在他家住了很久,从没有听德生说一句向谭老提出个人要求的话,也没有看到谭老对他弟弟有什么特别照顾。谭老在攸县工作一个多月,德生全家只去看望过一次,谭老回京时,德生全家又赶来见了一面。他们是步行十多里路来的,谭老是不会动用公家的小车接送亲属的。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,回到老家,如何对待自己的亲属,是群众最为敏感的问题,稍有不慎,群众就有个对党的看法,就会影响党群关系。谭老正是从高度的原则出发来要求自己的。
两年多后,谭老打电话给刘西瑞,说:“老刘,德生来了,很想到香山去看看,你陪他去。”刘西瑞感到很奇怪,谭老有专车,有秘书和警卫人员,去香山容易得很,干么要自己去?再一想,谭老是不愿公家为他服务的人员、车辆,为自己的亲属服务,怕影响不好。这才叫和德生有交情的人去陪。
提高社员生活水平
在七一等五个社中,有困难户133户,困难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十点三。这部分人的问题不解决好,不仅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,而且将影响到合作社的巩固。困难户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多,劳动力少,光靠集体补助和国家救济,不仅会养成困难户的依赖性,而且社员群众特别是富裕中农会把困难户当作强加给他们的负担,影响他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。在试点中,谭老因社、因户制宜地发动社、队干部对困难户逐户安排,除了让困难户和一般社员一样参加社内劳动获得同样的报酬外,还根据各社的条件和困难户的情况,帮助他发展家庭副业,在资金、物资、技术上支持他们养猪、养羊、养兔、养蚕,或包工给他们养鱼、养牛、种植旱土作物。有的则适当多留一些自留地,让困难户生产一些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,使他们凭自己的劳动增加收入。通过上述安排,困难户的劳动潜力得到了较大的发挥,收入也明显提高了。据统计,试点前困难户人均年收入只有39.6元,试点后提高到57.2元,大体上达到一般社员的生活水平。
看望老东家
525日,谭震林同志在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谭余保的陪同下,到茶陵徐文元书店看望了老东家。
谭震林回忆说,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国民党反对派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,我无法在攸县呆下去了,跑到茶陵,躲藏在老东家家。那年深秋,一天上午街上响起了枪声,行人乱糟糟的,下午又平静了,当时我被反动派通缉,躲藏在徐文元书店的楼上,心里急得象只蚂蚁。不久前我曾风闻井岗山出现了革命队伍,反动派还派军队前去围剿,我就不知道这支革命队伍是谁带的。到了晚上,我溜出书店,来到城头,借着月色,看见以郭亮的名义出的布告,写的是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”。我大喜过望。郭亮,这个全国闻名的工运领袖,我在攸县当工人纠察队长去长沙开会时见过他。现在他的名字又出现在布告上,这真是黑暗里的照明灯。这说明共产党还在,党的军队还在!只可惜部队在茶陵没有停留。后来才知道是宛希先奉毛主席的命令,经酃县,安仁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进茶陵,不到一天就撤回井岗山。当时我相信党的军队还会回来的,果然不到一个月,毛主席指示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宛希先,带了一个营再次攻进了茶陵城。军队一进城,我就去找宛希先接头。宛希先说,你是党员,又是工人,先把工会组织起来。不几天工会成立了,大家公推我为工会主席。后来毛主席来信,指示成立茶陵工农兵政府。宛希先召集开会,宣读毛主席的指示信,讨论成立政府事宜。经过一番筹备,由工会、农会、士兵委员会分别选出自己的代表,组成领导核心。记得士兵代表是陈士渠,工人代表是我,还有一位农民代表。谁当主席呢?推来推去,最后宛希先指着我说,你是工人嘛,政府主席还是你来当。我当了第一个工农兵政府主席。开了成立大会,签发了布告,还组织工作队下乡,发动群众闹革命,并配合工农革命军打退了地主反动武装的反攻。后来因敌我兵力悬殊,加上革命军有人叛变,部队撤离茶陵,我也随部队上了井岗山......
看了铺面和做印刷的原物,谭老感慨很深地对随行人员说:“那时当学徒可不容易呵,天亮起床到二更才关板子,一天得做十六、七个钟头的工作。真正学一套手艺只有一年工夫,可是头两年得尽做义务工。照例起床后先把屋里打扫干净,把桌子抹好,然后帮老板做饭、洗衣、给老板装烟袋,抱孩子。”谭老指着少老板对随行人员说:“彬生就是我亲手抱大的,记得有回他得了病,我一连抱三天三夜,后来请了老郎中才把病诊好。”少老板徐彬生听了不好意思,连说:“感谢谭老,感谢谭老!”
坐在徐老太太对面,谭老关切地问起师母公私合营后的生活情况,当他得知合营后徐彬生在一家合营店里工作很积极时,非常高兴,鼓励他把做生意的本事传授出来。临别时,还特意把两盒人参送给师母,并在门前与他们全家合影留念。转回的路上,有人问谭老:“徐文元书店待学徒那样苛刻,您为什么还送礼给徐老太太?”谭老笑着说:“这就是属于人情世故了。莫看中国这些小资本家,虽然剥削很厉害,有时也讲点情义。1927年马日事变后,反动派拘捕得紧,我在他家躲了几个月,后来才脱险。这点礼物就是酬谢他们在危险时候的救援。
 

文:刘宗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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